國學大師:馮友蘭(6)

馮友蘭曾經說

哲學史中大哲學家亦無不知。其所爭辯，全在於對於此事實之解釋及評論。哲學史中，有一派哲學家以現在之好為固有，而以現在之不好為起於人為。依此說，則人本來有樂無苦，現在諸苦，乃其自作自受。諸宗教中之哲學，大都持此說法。又有一派哲學家，則以現在之不好，為世界之本來面目，現在之好，則全由於人力。依此說，則人本來有苦無樂，以其戰勝天然，方有現在之情形。中國哲學史中，性善與性惡之辯--一派哲學家謂人性本善，其惡乃由於習染；一派則謂人性本惡，其善乃由於人為（即荀子所謂偽）--為一大問題。而希臘哲學史中，"天然"或"人定"之爭--一派哲學家謂道德根於天然，故一而不變；一派則謂純係人意所立，故多而常變；歐洲近古哲學中，有神與無神之辯--謂宇宙繫起於非物質之高尚原理抑系僅由盲力--亦為難解決的問題。

凡此諸爭辯，其根本問題，即是好及不好之果由於天然或人為。既有如此相反的哲學，則其實現之道，亦必相反。上所說之哲學，其一派謂人為是致不好之源；人方以文明自喜，而不知人生苦惱，正由於此。若依此說，則必廢去文明，返於原始。本老子所謂"日損"（《道德經》四十八章），我名此派哲學曰"損道"。其他一派則謂現在世界雖有不好，而比之過去，已為遠勝；其所以仍有苦惱者，則以人尚未十分進步，而文明尚未臻極境也。吾人幸福，全在富有的將來，而不在已死的過去，若依此說，則吾人必力圖創造，以人力勝天行，竭力奮鬥，庶幾將來"樂園"，不在"天城"（西洋中世紀宗教家聖奧古斯丁所作書名）而在"人國"（培根《新工具》中語）。本老子所謂"日益"，我名此派哲學曰"益道"。

此外尚有一派，以為天然人為，本來不相衝突；人為乃所以輔助天然，而非破壞天然；現在世界即為最好，現在活動即為快樂。我名此派曰"中道"。

屬於所謂損道諸哲學，雖皆主損，而其損之程度，則有差別。中國道家老莊之流，以為現在的世界之天然境界即好，所須去掉者只人為的境界而已。此派雖主損而不否認現世。我名此派曰浪漫派。


柏拉圖以為現在的世界之上，尚有一完美的理想世界。現在世界之事物是相對的，理想世界之概念是絕對的。現在世界可見而不可思，理想世界可思而不可見。我名此派曰理想派。

佛教及西洋近代叔本華之哲學，亦以為現在世界之上，尚有一完善美滿的世界。但此世界，不但不可見，且亦不可思，所謂不可思議境界。我名此派曰虛無派。

屬於所謂益道諸哲學，雖皆主益，而其益之程度，亦有差別。如楊朱之流以最大的目前快樂為最好，目前舒適即是當下"樂園"。我名此派曰快樂派。

如墨子功利家之流，以為人宜犧牲目前快樂而求將來較遠最大多數人之安全繁榮。我名此派為功利派。

西洋近代哲學家，如培根、笛卡兒等，以為吾人如果有充分的知識、權力與進步，則可得一最好世界，於其中可以最少努力而得最多的好；人現宜力戰天然，以拓"人國"。我名此派曰進步派。

至於屬於所謂中道諸哲學，則如儒家說天及性，與道家所說道德頗同，但以仁、義、禮、智亦為人性之自然。亞里士多德繼柏拉圖之後亦說概念，但認為概念即在感覺世界之中，此世界諸物之生長變化，即所以實現概念。宋元明諸哲學家，頗受所謂"二氏"之影響，但不於寂滅中求"靜定"，而謂靜定即在日用酬酢之中。西洋近代哲學注重"自我"，於是"我"與"非我"之間界限分明。
黑格爾之哲學，乃說明"我"與"非我"是一非異；絕對的精神雖常在創造，而實一無所得。合此十派別，而世界哲學史上所已有之哲學之重要派別乃備（參看《人生哲學》18-22頁）。

這是全部書的一個概要，也可以說是一個綱領。以下從第二章至第十二章分別從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舉出一兩個哲學家為某一派的代表以說明某一派的內容。在這部書作為博士論文而舉行的答辯考試的時候，杜威先生提出問題，說：這些派別是否有個發展的問題，例如這一派發展到那一派，而不是像一把扇子那樣，平擺著？我當時沒有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部書沒有打算講某一個哲學家或某一個派別的思想的發展過程，以及其歷史背景，只把它們的思想的某一方面突出起來。好像一個百花展覽會所展出的花，不是某一種花或某一棵樹的全面，而只是把某一朵花剪下來，作為標本，正是像一把扇子那樣，排列在那裡。當然排列是照著一定的線索，這個線索就是所謂"天、人、損、益"。至於為什麼某一個哲學家或某一個哲學派別主張"天"和"損"，而另一個哲學家或另一個哲學派別卻主張"人"和"益"呢？我就歸之於哲學家的"氣質"和他在某一方面的"真知灼見"。我引用荀子的說法，認為哲學家們各有所"見"，也各有所"蔽"，他們的"見"和"蔽"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有"見"，也往往為其"見"所"蔽"。我當時只是要證明，哲學的派別，無分於東西；但沒有說明，為什麼在實際歷史中，東方盛行"天"和"損道"，而在西方則盛行"人"和"益道"。

在《人生哲學》中，我把所謂十派平列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偏向。實際上，我的偏向是很明顯的，那就是"中道"。在《人生哲學》最後兩章，第十二、十三章，我提出了"一個新人生論"。這就是我在當時所認為是"中道"的人生論。我說："今依所謂中道諸哲學之觀點，旁採實用主義及新實在論之見解，雜以己意，糅為一篇，即以之為吾人所認為較對之人生論焉。"（《人生哲學》276頁）

這兩章是《天人損益論》中所沒有的，這是根據1923年我在一個地方所作的一個講演的講稿重寫的。這個講演稿曾經由商務印書館印入其所編輯的《百科小叢書》中，題為《一種人生觀》。

後來我的哲學思想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認為不僅真理是客觀的，一切觀念和概念也都是有其客觀的對象；這些對像都是獨立於人的認識而存在的。但是 從人的觀點說，怎麼樣認識真理，那就得靠一種發現的方法。實用主義所講的，實際上是一種發現真理的方法，所以，也有它的價值。總起來說，新實在論所講的， 是真理本身存在的問題，實用主義所講的，是發現真理的方法的問題。所以兩派是並行不悖的。

根據這些觀點，《人生哲學》在這兩章中，回答了當時哲學界及一般思想界所討論的問題，廣泛地討論了一般哲學問題。從宇宙的構成到文學藝術以至宗教，都作了一些解答的嘗試。

《人生哲學》是《天人損益論》的中文本。 《天人損益論》是一種作學術研究的論文，並不是一本教科書。以偶然的緣故，它被列為當時高中的教科書，這對於它是幸也是不幸，幸的是，它作為當時的高中教 科書，得到廣泛的流傳。不幸的是，當時的學術界，認為它不過是一部中學教科書，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

《天人損益論》也不是一部哲學史，它引用哲學史中的大量材料，是用以說明它的論點。那就是，人的思想不分國界，哲學不分東西。但引用既多，也引起我對於哲 學史的興趣，為以後的哲學史工作開闢道路。 《人生哲學》是由《天人損益論》和《一個新人生論》（原名為《一種人生觀》）合併而成的。 《天人損益論》還不失為一部哲學著作，因為它有一個論點，其論點是否正確，暫置不論，但只要有一個論點，就有個中心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就好比一棵樹的根， 有了根它就會發出許多枝葉，以維持其根的存在，發揮其根的作用。如果一部著作能夠這樣，它就可以成為一個本系。

用這個標準看，《一個新人生論》就不合格了。作為一本教科書的兩章也還可以對付，但嚴格地說，它不是一個哲學著作，而只是一個初學哲學的人的習 作。因為它只是從各派的哲學中收集一些說法，以回答當時所流行的一些問題。它用的是雜家的方法，成為雜家之言，沒有一個一貫的論點，也沒有一個一貫的中心 思想，只是東拉西扯，拼湊而成。這種拼湊，我原來美其名為"糅為"。其實真正的思想體係不是可以拼湊而成的，不是可以"糅為"的。流傳的瞎子摸象的故事可 以作為比喻。有的瞎子摸著象的鼻子，就說像是一根粗繩子。有的摸著象的腿，就說像是一根大柱子。如果有人把這兩種說法拼湊起來，說象既是繩子，又是柱子， 這個人實在還不勝那些瞎子。因為瞎子們畢竟和像還有點接觸，而這個拼湊的人連這點接觸也沒有。

真正的哲學總是對於宇宙人生的道理有一點了解，有一點體會，儘管他的了解、體會或偏而不全，但他所說的是他自家所真正見到的東西，並不是抄別人的，那就有一定的價值。

雜家之言好比宴會中的拼盤。無論拼盤做得怎樣精緻，但拼盤總是拼盤，不能作為正菜。


三十年代，馮友蘭的主要工作，就是寫那一部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這個工作在二十年代的後期就開始了，所以要從二十年代後半期說起，順便講一些當時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情況。

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那就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於1917年到北京大學，暑假後開學，他就
擔任了哲學系一年級的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當時印發講義，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在這部書前面有蔡元培寫的一篇序。序文開頭說："馮友蘭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 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 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馮友蘭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 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第1頁）序文接著說："適之先生出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受過漢學的教育，又 在美國學過西洋哲學。上面所說的那兩種困難到他手裡就不難解決。所以他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才滿一年，在這短時期內就寫成了這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 綱》。蔡元培認為這部書的特長：第一是證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統的研究。

蔡元培給這部書以這樣高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說，並非溢美。就是有一點不盡合事實：胡適的這本書並不是一年之內完成的。他於回國之前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目是《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構成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主要部分。

這一部分他確是用過功的。其餘的部分大概是他在講課的時候陸續加上去的。這兩部分功力深淺不同，本行的人是看得出來的。還有一點，"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與胡適並非同宗。

馮友蘭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給馮友蘭們講中國哲學史的教授，基本上都還是沒有超出中國封建哲學史家的範圍。

秦漢以後封建哲學家們，在講述自己思想的時候，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總是用註解古代經典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後來的思想在古代已經有 了，後來人所有的不過就是對於古代經典的不完全的了解。在馮友蘭們班上，講中國古代哲學史，就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

當時的學生真是如在五里霧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頭緒。當時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學方法寫出的中國哲學史，從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國古代哲學家的 哲學思想的一點系統，以及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當時也有翻譯過來的日本漢學家所寫的《中國哲學史》，但都過於簡略，不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的書 出來了。他用漢學家的方法審查史料，確定歷史中一個哲學家的年代，判斷流傳下來的一個哲學家的著作的真偽，他所認為是偽的都不用了。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他 的書的第一個特長：證明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他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扼要的手段"。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 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馮友蘭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

中國封建歷史家的與哲學史有關的著作，從《漢書•藝文志》一直到《宋史•道學傳》，都是以儒家為正統，其餘各"家"，或被認為是"支與流裔"，或 被認為是"異端邪說"。胡適廢除了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無論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學思想都是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平等的態度"。這是這部 書的思想性。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反映了五四時期反封建的潮流。

蔡先生所說的這部書的第四特長是"系統的研究"。所指的大概是，用發展的觀點，研究哲學流派的來龍去脈。杜威的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本 來是注重用發生的方法。上面已經說到，杜威曾向馮友蘭提出過這個問題。胡適在當時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但是限於實用主義的真理論。至於發生法，他很少提起，不 過總是受一點影響。蔡元培所看見的就是這一點影響。

馮友蘭在當時覺得，胡適的這一部書還有一點特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用註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出 來，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 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

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這也是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在無意中的流露。

胡適的這部書，就當時的學術界的水平說，是有其特點，所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非偶然。此外還有一般庸俗的見解跟著起哄。以為一個西洋留學生，剛 才回國，就在大學講中國的學問，很是難得。所以書一出版，就轟動一時，不過兩個月就再版了。這也給白話文運動增強聲勢。當時的一般庸俗見解認為，提倡白話 文的人，大概都是不會寫文言文，甚至不能讀古書的人。不料像胡適這樣提倡白話文的人，竟能讀古書，而且能讀最難讀的古

書。

但是也有不少人對於胡的這部書，發了些譏笑之詞，認為是膽大妄為。

當時馮友蘭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的學生，馮友蘭們的教授說他不通（已見上）。這位老先生是錯了。哲學史並不是哲學大綱。馮友蘭們學生中間也有人說："胡適膽大臉厚。"這些譏笑之詞，從反面說明，這部書在當時是作為新事物出現的。

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蔡元培所說的，寫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兩層難處，並不限於寫中國哲學史。無論寫哪一種專史以至通史，都有這兩層 難處。第一種難處是材料，第二種難處是方法。寫一種中國的什麼專史以至通史，必須掌握封建歷史家所掌握的那些材料，還要有能力對於這些材料作精密的審查， 嚴格的取捨，取精用宏，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是需要掌握方法，不是和封建歷史學家那樣，選抄編排，而是要分析史料，並將分析所得綜合地敘述出來。就這兩層 說，這是資產階級歷史學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還要求在散漫的歷史事實之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

大概在1921年左右，蔡元培以北京大學校長的身份，到美國考察，來到紐約。那時候馮友蘭在紐約。在一次中國留學生的歡迎會上，蔡元培說："有一個故 事：一個人交了一個朋友，會點石成金。隨便一塊石頭，只要他用手指頭一點，那塊石頭就變成金子了。那個朋友對那個人說：'你要多少金子，都可以點給你。' 那個人說：'馮友蘭不要金子。馮友蘭只要你的那個手指頭。'"蔡元培說："你們在這裡留學，首先要學的是那個手指頭。"那個手指頭就是方法，當然還是資產階級的方 法。

在清朝末年，嚴復算是比較懂得西方哲學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譯，沒有來得及用那個手指頭研究中國哲學。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

在1923-1926這幾年之間，馮友蘭的主觀志願是想向中國介紹西方哲學。客觀的機緣使馮友蘭作了一些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工作，最後歸到研究中國哲學史。這個最後的機緣是1927年燕京大學給馮友蘭一個任務，講中國哲學史。

在這個時候，講中國哲學史又多了一層難處。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歷史工作中，唯物史觀也流傳開了。對於中國社會史、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正 在展開，各方面不同的意見開始論戰。馮友蘭沒有參加這些論戰，也沒有跟著研究。但是，唯物史觀的一般原則，對於馮友蘭也發生了一點影響。就是這一點影響，使馮友蘭在當 時講的中國哲學史，同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有顯著的不同。

國學大師:馮友蘭(5)

馮友蘭抵達美國的時候，正值總統選舉。他發現當地的選舉是間接選舉而不是直接選舉，雖然形式不同，但選舉代表只可以向指定總統候選人投票，實際上跟直接選舉無分別。馮友蘭聯想到中國的換湯不換藥（形式主義），美國卻換藥不換湯（實際主義）。

後 來馮友蘭知道中國五位大臣也到了美國。有一個中國資本家名叫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辦紡織業發了大財，他捐了一筆款給北大，叫送五個五四運動中的學 生領袖出國留學，所給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都多。馮友蘭們那時候的官費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給的費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選出了五個人： 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當時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經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


段 錫朋和周炳琳都在紐約上了哥倫比亞研究院。羅家倫上了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兩下距離不遠，羅家倫一有空就到紐約來。在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中，顯然有兩大派。 一派就是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多一點，對於中國政治和世界局勢比較關心。缺點是英文比較差，社交比較差，穿戴比較隨便，以北京大學畢業的人為典型。一 派就是不僅專業學得好，英語也流利，社交活躍，衣冠整齊，但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少，對於政治不大感興趣。這一派以清華畢業的人為典型。

當時馮友蘭想要得個博士。他的想法是，學校所規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個學習方案，它所以那樣規定，總有一個道理。照著那個方案學習，總比沒有計劃，隨便亂抓，要好一點。

可是到了上學最後一年，負責寄出學費與生活費的官員出問題，逼於無奈自覓謀生路徑。讓馮友蘭明白經濟獨立才是自由獨立的基礎。

馮友蘭曾向哥倫比亞大學請求過獎學金。杜威先生給馮友蘭寫了一封推薦信。最然這個請求沒有成功，但他們也給了他一個閒差事，任務是管圖書館裡面的中國報紙，工資每月八元。圖書館也訂了幾份中國報紙。

和 西方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觸，文化矛盾的問題對於馮友蘭更加突出。那時正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的繁榮時期，西方的富強和中國的貧弱，更成了鮮明對比。 當時馮友蘭經常考慮的問題是：自從中國與西方接觸以來，中國節節失敗，其原因究竟在哪裡？西方為什麼富強？中國為什麼貧弱？西方同中國比較起來，究竟在哪 些根本之點上比較優越？

馮友蘭當時思考的結果，自以為是得到一個答案。西方的優點，在於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學。這是西方富強的根源。中國貧 弱的根源是中國沒有近代自然科學。可是問題又來了。中國為什麼沒有近代自然科學呢？是為之而不能，或是能之而不為？當然馮友蘭認為是能之而不為。為什麼不 為呢？當時馮友蘭認為，這應該在中國哲學中尋找答案。

為了尋找這一答案，馮友蘭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為何無科學--對於中國哲學之歷史及其結果之一解釋》，馮友蘭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討論會中宣讀過這篇論文，後來又發表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三十二卷三號，1922年4月）上。

這 篇論文的大概意思是：中國所以沒有近代自然科學，是因為中國的哲學向來認為，人應該求幸福於內心，不應該向外界尋求幸福。近代科學的作用不外兩種，一種是 求認識自然界的知識，另一種是求統治自然界的權力。西方近代哲學的一個創始人笛卡兒說："知識是確切。"另一位創始人培根說："知識是權力。"這兩句話所 說的就是這兩種作用。如果有人僅只是求幸福於內心，也就用不著控制自然界的權力，也用不著認識自然界的確切的知識。

這種說法，實際上就是 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東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質文明"。自從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世界上的局面是"西方控制東方，城市控制 鄉村"（見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東方的人說，東方雖然被壓倒了，但是它的"精神文明"還是優於西方的。這是一種自馮友蘭解嘲之辭。


當時印度的泰戈爾正在美國訪問，到紐約講演。馮友蘭去找他，談了一個晚上。他所談的話大意也是講"精神文明"。有人給馮友蘭開玩笑說，他肯同你談話，這就是"精神文明"。如果照"物質文明"，他要向你要報酬。馮友蘭把他的這個談話記錄下來，發表於《新潮》三卷一號。

雖 然有這些情況，但是馮友蘭當時認為，馮友蘭的看法，是馮友蘭自己得來的，有自己的特點。特點是打破所謂東、西的界限。當時馮友蘭認為，向內和向外兩派的對 立，並不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人的思想都是一樣的，不分東方與西方。上邊所說的那種對立，是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之中都有的。馮友蘭把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 史聯合起來，選出一些哲學家作為代表，以為說明。這實際上是一種中西哲學史比較研究的工作。

這個研究的成果，馮友蘭寫成一部書，當時名為 《天人損益論》，是用英文寫的。書於1923年寫成，作為馮友蘭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畢業的博士論文。這個英文本在192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 時改名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後來商務印書館要為當時的高級中學出版一部人生哲學教科書，約馮友蘭把這本書的內容用中文寫出來，名為《人生哲學》。這 部《人生哲學》實際上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文本，於1926年出版。

在這部書的《緒論》中，馮友蘭把這部書的主要思想做了一個 概括的敘述。馮友蘭認為人所經驗之事物，不外天然的及人為的兩類。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待於人，與天然的事物恰恰相反。 實際的世界，有好亦有不好；實際的人生，有苦亦有樂。此為事實，無人不知。


馮友蘭此後著作不斷，研究不斷，究竟在美國的發展如何如何？

新聞學理念

新聞學首要求真，在實際生活意義中尋找真相，而不是在哲學層面尋找真相或者真理。它是一種組織與查證事實的專業。新聞從業員要盡可能公開資料來源以供讀者查證或者深入調查。這樣市民才能根據確實可靠的事實來作出選擇，從而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

Democracy depends on citizens having reliable, accurate facts put in a meaningful context. Journalism does not pursue truth in an absolute or philosophical sense, but it can--and must--pursue it in a practical sense. This "journalistic truth" is a process that begins with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of assembling and verifying facts. Then journalists try to convey a fair and reliable account of their meaning, valid for now, subject to further investigation. Journalists should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about sources and methods so audiences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f the information. Even in a world of expanding voices, accuracy i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built--context, interpretation, comment, criticism, analysis and debate. The truth, over time, emerges from this forum. As citizens encounter an ever greater flow of data, they have more need--not less--for identifiable sources dedicated to verifying that information and putting it in context.

新 聞從業員先要忠於市民及大眾的利益。這是新聞機構公信力的基礎。報導內容不應向朋友或者廣告商傾斜。報導內容應該能夠表達出社會各階層對事情的回應和所受 到的影響。在現代新聞業的理論中，有一個信念，公信力能吸引廣大忠心的讀者，從而在經濟上得到成功。新聞機構應該培養讀者，而不是利用讀者的忠心。

While news organizations answer to many constituencies, including advertisers and shareholders, the journalists in those organizations must maintain allegiance to citizens and the larger public interest above any other if they are to provide the news without fear or favor. This commitment to citizens first is the basis of a news organization's credibility, the implied covenant that tells the audience the coverage is not slanted for friends or advertisers. Commitment to citizens also means journalism should present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all constituent groups in society. Ignoring certain citizens has the effect of disenfranchising them. The theory underlying the modern news industry has been the belief that credibility builds a broad and loyal audience, and that economic success follows in turn. In that regard, the business people in a news organization also must nurture--not exploit--their allegiance to the audience ahead of other considerations.

新聞從業員要以專業方式查證資訊。當產生了客觀的概念，不代表沒有偏見存在。唯有不斷檢測資料的真確性，才避免個人或者文化偏見影響了新聞的準確性。

Journalists rely on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 verifying information. When the concept of objectivity originally evolved, it did not imply that journalists are free of bias. It called, rather, for a consistent method of testing information--a transparent approach to evidence--precisely so that personal and cultural biases would not undermine the accuracy of their work. The method is objective, not the journalist. Seeking out multiple witnesses, disclosing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sources, or asking various sides for comment, all signal such standards. This discipline of verification is what separates journalism from other mode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propaganda, fiction or entertainment. But the need for professional method is not always fully recognized or refined. While journalism has developed various techniques for determining facts, for instance, it has done less to develop a system for testing the reliability of journalistic interpretation.

新聞從業員要保持獨立思考獨立運作，而不是中立，更要避免流於傲慢，精英主義，孤立或虛無主義。

Independence is an underlying requirement of journalism, a cornerstone of its reliability. Independence of spirit and mind, rather than neutrality, is the principle journalists must keep in focus. While editorialists and commentators are not neutral, the source of their credibility is still their accuracy, intellectual fairness and ability to inform--not their devotion to a certain group or outcome. In our independence, however, we must avoid any tendency to stray into arrogance, elitism, isolation or nihilism.

除此之外，要成為監察政府，政黨，大型機構的獨立監察力量，捍衛自由，而免於牽涉商業利益。

Journalism has an unusual capacity to serve as watchdog over those whose power and position most affect citizens. The Founders recognized this to be a rampart against despotism when they ensured an independent press; courts have affirmed it; citizens rely on it. As journalist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is watchdog freedom by not demeaning it in frivolous use or exploiting it for commercial gain.

更進一步，傳媒要建立公眾討論與妥協的空間。

The news media are the common carriers of public discussion, and this responsibility forms a basis for our special privileges. This discussion serves society best when it is informed by facts rather than prejudice and supposition. It also should strive to fairly represent the varied viewpoints and interests in society, and to place them in context rather than highlight only the conflicting fringes of debate. Accuracy and truthfulness require that as framers of the public discussion we not neglect the points of common ground where problem solving occurs.

時刻保持新聞報導詳盡，篇幅長短合適

Keeping news in proportion and not leaving important things out are also cornerstones of truthfulness. Journalism is a form of cartography: it creates a map for citizens to navigate society. Inflating events for sensation, neglecting others, stereotyping or being disproportionately negative all make a less reliable map. The map also should include news of all our communities, not just those with attractive demographics. This is best achieved by newsrooms with a diversity of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The map is only an analogy; propor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are subjective, yet their elusiveness does not lessen their significance.

每一位新聞從業員都不埋沒良心。

Every journalist must have a personal sense of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a moral compass. Each of us must be willing, if fairness and accuracy require, to voice differences with our colleagues, whether in the newsroom or the executive suite. News organizations do well to nurture this independence by encouraging individuals to speak their minds. This stimulates the intellectual diversit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cover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society. It is this diversity of minds and voices, not just numbers, that matters.

（資料來源：新聞學原則）

資詢與諮詢

諮，從言部，意思是商量／詢問。通「咨」。如：「諮詢」﹑「諮商」。後漢書卷四十四胡廣傳：「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三國˙魏˙王粲˙七哀詩三首之三：「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咨，也解作商量／謀劃。通「諮」。如：「咨詢」﹑「咨謀」﹑「咨商」。文選中的諸葛亮出師表：「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資，從貝，即是貝殼，遠古時代被當作貨幣，有財產的意思。除了資，還有財貸買賣販賈購貢賞賜貴賺贈等等，都是與錢財有關。

因此沒有資詢，只有諮詢。

希望2009

已經是2009年了，最近很忙，忙到心沒有安靜下來的時候，好好的寫一些東西。

從媒體收到的新聞，總是裁員，信貸收縮，消費疲弱，股市下滑，經濟萎縮等等。2007年的風光疑幻似真，2008年的惡夢猛鬼纏身，2009年又是怎樣的光景。為什麼經濟會這麼多泡沫，為什麼一下子萎縮？

經 濟的重心就是貿易／買賣，即是消費。消費會帶動一切的經濟活動，而所有社會／民生／政治活動都是需要資金，政府的資金主要來自稅務。因此國家的力量十分依 賴經濟力量。可是，經濟體系的資金集中在大企業手中，導致他們的聲音往往比政府大。政府政策自然向大企業作出妥協，所以大企業的利益越來越大。

為 了增加自己的利潤會用盡所有方法增加人民的消費，他們當然不會考慮顧客實際需要與消費所帶來的後果。消費會帶動產品生產，帶動能源與原材料的需求，會耗用 地球有限的資源。由於各地高速發展，有大量的工廠生產同樣的產品，產品價格出現惡性競爭，加上缺乏教育，導致採用廉價但危害生命的原材料與不環保的發電方 式。同時，由於世界工廠的產品非常便宜，顧客的非理性地購買了很多不會用的東西，最終導致浪費資源。

在這個現代經濟中，所有從地球提取的 原料都轉變為產品，再轉變為垃圾，非常少的垃圾能夠還原為原料，只有資金才會在經濟體系中循環。大量不用的東西被堆放在堆填區，嚴重污染環境。人類仍然漠 視污染問題，為了財富，促使全球的產能過剩，導致全球熱錢不斷累積。這些熱錢不斷尋找投資的出路，實體經濟衍生出金融經濟，全球的實業受到熱錢衝擊，價格 自然脫離實業的增長。因此，炒賣的風氣越來越盛，而聰明的投資機構設計了很多分散風險的工具。可是，慢慢投資機構也被利潤矇蔽了自己，把分散風險的工具當 作謀取利潤的工具，不斷擴大信貸。於是金融經濟衍生出虛假經濟，信貸便變成數字上的謊話。謊話被揭破的時候，就是萎縮的時候，而地球成了無聲的受害者。

其實，我們需要反省，觀察一下我們所製造的垃圾，很多都是包裝，吃不完的食物，壞了的電器，過時的家具，甚至是新衣服等等。大部分都是無謂的消費和不環保的消費。如果能夠拒絕無謂的消費，只購買從環保物料製造的產品，才能達到可持續的經濟狀態。

我們可以從古代的中國找到一個簡單的例子，魚塘養魚供人食用，人排除來的糞便成了種植桑樹的肥料，桑樹可以供蠶蟲食用，蠶蟲製造蠶絲，蠶絲製造成絲綢，不再吐絲的蠶蟲可以當作魚糧，而魚糧當然給魚食用。如此便循環不息。

古代中國建築則依靠建築物本身來保持空氣流通，不會耗用一點能源，而不像現代建築依靠通風系統，耗用大量能源。幸好，聽到香港牛頭角新的建築物套用了微氣候模擬系統來設計，重回到依靠建築物本身來保持空氣流通的方式。

我 們習慣了使用抽氣扇，但忘記了可以利用抽氣扇來作風力發電。我們抱怨大廈太熱，需要耗用電力來推動空調，但忘記了溫差也可以發電。這些電力應該可以把海水 泵入建築物內，可當作空調使用，當然這些海水最終流入大廈水箱作沖廁之用。雖然這樣成本可能比較高，但是只是固定成本，總比運作成本與社會成本來得划算。

2009年經濟不好，每個人的生活與心態自然有所調整，希望能夠改變虛浮的消費心態，多點愛惜地球。

2009 年，可能有點窮，但窮則變，變則通。看到奧巴馬快要上任美國總統，希望他帶來改變，希望環保與再生能源產業有長足發展。香港政府呢？希望他多增政府職位； 香港不是商場，少點鼓勵遊客作無謂的消費；多支持回收業，減少堆填區的壓力，保護歷史文物，發展多些文化生態旅遊。希望員工忠實地工作，老闆公平地對待員 工，政府帶動產業發展，讓香港轉變成一個真正可持續的國際城市。